原因三：创新能力滞后。
比较典型的是新加坡的奕丰金融（iFAST）。而代销产品提成制度使得投资顾问往往更愿意推销佣金分成高的产品，而不从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
下图是iFAST的主要业务模式。接入IFA平台，是券商投顾业务实现从单一产品推销向全方位理财服务转型的重要手段。目前筹备IFA平台的国内机构大部分已经获得证券投资咨询的牌照，它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可以更高的激励条件来吸引普通券商的投资顾问加入IFA平台，成为独立投资顾问。低佣金对于小券商提升经纪业务的市场份额的确有较大的帮助。例如，针对不同类型客户的投资风格与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同，尝试将详细介绍各投资顾问投资策略与历史收益的平台上线，使客户根据需要自行选择投顾。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理财市场的发展以及客户理财需求多样化，券商投资顾问给客户提供的服务也不仅局限在推荐股票和代销第三方金融产品上，这就需要投资顾问在全面了解客户财务状况和个人偏好的基础上，为客户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组合。2. 对客户进行分层管理，发展高端理财咨询服务 面对部分互联网券商低佣金+IFA平台金融产品的冲击，大型券商需要对自身客户分层，针对不同种类客户的理财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服务。这也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你需要资金的流入，进行妥善的资金管理，否则会遇到负债。
我和鲍尔森安排了当晚与国会十来位资深成员会谈，并且也给整个国会写了信。这样的转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在这方面的转变我认为也做得非常出色。张军：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不能够从技术创新和进步中收益更多。欧洲最近才开始量化宽松，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经济与欧洲对比，实际上美国相比其它的发达经济体，例如欧盟和日本来说复苏速度更快。
当时的经济开始缓慢增长，但我们依然担心会出现紧缩，因此做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量化宽松。大萧条一个重要原因是放水太少 张军：感谢您莅临此次上海论坛。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技术，它究竟会使工人的产出变得更高或者减少？这是个难题。AIG让我们花费了最大的政治成本，因为大家都对它非常震怒。在未来，对于中国政府说，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从低端开始让经济有机地增长起来，是很重要的。但你也曾经说AIG这件事让你感到非常生气，是什么原因？ 伯南克：我最开始没有意识到，但随着时间推移，发现AIG亏损非常多，我们只好多次重组。
张军：您也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信贷宽松，是想与日本的量化宽松有所区别，你认为美国的QE于日本银行的QE真有区别吗？ 伯南克：是的，我们和日本的政策不同。我现在工作里面最棒的是，每天早上起来看报纸，看到说这个那个问题很严重，我就想应该有人来处理它们，但幸好不是我。大家都称他为大使，因为他份内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我记得最难的一天是周二下午，我和美国财长鲍尔森去见布什总统的时候。
还有就是资金错配，这在很多新兴市场都有发生过，因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来借美元，然后在本国的货币上进行投资，这样会变得很脆弱。张军：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再倡导美联储的目标应该是盯住通货膨胀或者有个通货膨胀的目标。
您觉得美联储在做决定时候，是否要考虑一下对于新兴经济体？比如说美国要改变利率，也会对这些新经济体产生影响？ 伯南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更多的资金流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这些新兴经济体，因为回报会更大。我记得在2006年成为主席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因为格林斯潘声望非常好，做他的继任者我诚惶诚恐。
现在我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他们好像在中国也有一个分支拯救华尔街 我当时很孤独 张军：作为美联储主席有些时候真的会面临一些困难时刻，需要做出困难的决策，那么对您来说这些困难的时刻指哪些呢？ 伯南克：我当时也不知道会面临这么大的一场危机，我在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当时经济还在发展，没人知道会发生金融危机，所以我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毅然答应接受这个职位。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兴经济体 中国经济 。我们再看一下全球经济，尤其看一下新兴市场，包括中国的情况。国内市场走高，新兴国家市场也没有受到影响，2014年10月份的时候他们十分顺利地完成了国债购买。2014年是这么多年来美国经济最好的一年，所以经济没有受到什么挫折，但是的确有波动。
有趣的是，这些波动是在我们减缓国债购买之前发生的，因为我们说将来也许会开始缩减持债。在中国，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我们也把它解释为新常态，哈哈哈。
首先是我们的经验并不丰富，所以我们不知道也不太好预测具体的后果是怎样的。显然，金融危机在2008年秋走到最糟糕的时候，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倒闭，有人说是我们放任它倒闭的，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我们没有任何工具，没有法律权威去阻止这件事发生。
但是我有两个观点：第一，很多主要经济体，像欧洲、日本，也是就业不足，美国已向他们逼近，失业率已经超过10%。不知道萨默斯是否实际上在隐含着批评美联储的政策，至少他认为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最终只会造成大量金融泡沫的情况，你觉得我们是否需要担心这一点？ 伯南克：首先，中国和美国其实情况很不相同，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经济增速在放缓。
同时还有很多的讨论说到短期的现象，叫做二次制造。我说，总统先生，我们得在这个金融危机中贷款850亿美元给一家濒临倒闭的保险公司。他们也问了许多问题，问这个决策是否行之有效，能不能把钱收回来，等等。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技能培训，帮助解决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从一定程度来讲，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政策和政治。
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当时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我们也很开诚布公来解释我们的政策，但是市场上有人误解为QE3是永久性政策，不会有截止日期。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长模式发生了非常实质性的转变，之前多年中国主要依靠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还有重工业和国有企业，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必须要造的桥梁，是以前的增长模式，政府在其中扮演更多角色。
在2008年的时候，短期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到了零，已经没有削减空间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别的地方下功夫。张军：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再倡导美联储的目标应该是盯住通货膨胀或者有个通货膨胀的目标。
雷曼兄弟倒台之后，下一个面临倒闭的是一家叫AIG的保险公司。这是一个悖论，近年来更多的资本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流入到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但其实应该反过来。
放开资本项目 要有能力应对资本外流 张军：您是否相信新兴国家过早开放他们的资本型项目会有巨大的风险？ 伯南克：确实是，如果不开放资本型项目，市场的资金就不能很好地流动起来，经济也不会有增长，所以开放资本型项目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点。只是政治实在太麻烦了。人们也经常会表达悲观的情绪，有关中国经济的前景，有些时候他们觉得经济会崩溃，你觉得会发生吗？如果出现中国经济硬着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是如何？ 伯南克：我不会做预测，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我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降缓，这是无可避免的趋势。还有就是资金错配，这在很多新兴市场都有发生过，因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来借美元，然后在本国的货币上进行投资，这样会变得很脆弱。
我记得在2006年成为主席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因为格林斯潘声望非常好，做他的继任者我诚惶诚恐。在美国付出的价格和中国不一样，所以购买力可比价是一个指标。
其实在200年前也是一样，但是有一些短期的热钱流动非常快，回报却很小，这其实会有破坏性。我和鲍尔森安排了当晚与国会十来位资深成员会谈，并且也给整个国会写了信。
伯南克：满世界跑，跟不同的人对话。张军：美联储在经济危机时使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也就是我们说的量化宽松，您怎么看这些非传统的一些货币政策在保持金融市场所发挥的作用？ 伯南克：通常来说货币政策靠调整短期利率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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